作者：江西财经大学九银票据研究院 肖小和、李紫薇
摘 要：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金融作为市场体系核心要素，其文化形态是文化产业体系的有机组成。因此，加快发展包括票据文化在内的新型金融文化业态，是激发文化产业新活力的关键举措。本文以票据发展历史为脉络，提出“票据文化六大密码体系”，通过信用文化、审慎文化、流转流通文化、创新文化、服务文化、以义取利文化的多维解构，揭示文化基因对票据市场演进的驱动机制。研究表明，票据文化作为金融文明的动态延续，通过信用承诺机制降低交易成本、风险控制机制提升市场韧性、流转创新机制加速资金循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票据文化范式。新时代弘扬票据文化，对建设现代化金融市场体系具有战略价值。
关键词：票据文化；票据信用；市场演进；金融文明；中国式现代化
一、票据历史与文化概述
票据作为一种古老的金融工具，其历史可追溯至中国古代的商业活动。从周朝的“质剂”“傅别”“书契”等原始信用凭证，到唐宋时期的“飞钱”“交子”等早期纸币雏形，再至明清时期的会票、庄票等商业票据，历经民国时期汇票、本票制度的逐步确立与流通，最终发展至现代电子票据的广泛应用与创新发展，中国票据的演进历程源远流长，深刻反映了商业信用与金融工具的演进过程。
票据文化是在这一历史发展和实践积淀中形成的独特文化体系，它融合了特定的理念、价值观与实践规范，体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交融。其核心在于以信用为基础的审慎文化，强调票据流转流通的功能特性，倡导稳健合规与创新发展并重，深刻诠释了义利平衡的商业伦理和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宗旨。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精神标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求我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亟须培育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金融文化。因此，发展金融文化，特别是票据文化——它深植于中国金融制度文明，并构成其动态延续的运作机制，不仅是健全现代文化产业和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更为支撑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深层文化动力的战略举措。
二、信用文化：票据的根基与灵魂
信用是票据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基础，票据文化首先表现为一种信用文化。票据作为一种信用工具，其有效性完全依赖于出票人、承兑人的信用承诺。溯其源流，中国古代商业文明中已孕育信用文化的雏形：唐朝的“飞钱”作为最早的汇兑凭证，依靠官府或富商的信用背书；宋朝的“交子”“会子”等纸币雏形，也是建立在发行机构的信用基础上。明清时期山西票号通过“认票不认人”的制度设计与严格信用管理，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金融网络，彰显古代商业信用文化的成熟形态。近现代以来，随着《票据法》的颁布实施，票据信用文化逐渐规范化、法制化。银行承兑汇票的推广，将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相结合，进一步强化了票据的信用基础。上海票据交易所的信息披露机制与市场主体的信用评级探索，推动票据信用文化向更高层次发展。
从票据发展史观之，无论是早期的商业信用票据还是现代银行承兑汇票，信用始终是票据得以流通和接受的关键。票据信用文化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建构商业互信、规范市场秩序、培育诚信意识，形成提升经济效率、促进贸易流通、维护金融稳定、塑造商业文明的多维价值体系。其作用机理在票据领域表现为：作为商业信用的核心载体，票据流通不仅推动企业间信用关系的制度性建构，更通过完善的风险防控机制降低交易欺诈概率；票据市场依托信用文化形成的契约伦理与合规生态，持续优化金融生态环境；而以信用背书为基础的高效流转机制，则直接加速资金周转效率，提升资源配置效能。票据文化由此成为信用文化作用于实体经济的关键路径，亦是其功能实现的具体表征。
三、审慎文化：稳健与合规的保障
审慎文化是票据市场健康发展的保障，强调风险意识、合规经营和稳健发展。票据作为一种金融工具，其使用和流通必须建立在严格的风险控制基础上。中国票据审慎传统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周代“质剂”“傅别”“书契”通过分券验证机制实现权责对等，形成早期信用风险防控雏形。唐代解决异地汇兑的“飞钱”和宋代替代现金的“书帖”，均依赖官府信用和严格的兑付流程，降低信用风险。清代票号通过特制纸张、密押技术及“酌盈剂虚”的资金调度体系，构建起涵盖防伪与流动性管理的审慎机制，其每日轧差清算的汇差制度更体现操作风险的精细化管控。民国时期，《中华民国票据法》的颁布为票据业务提供了法律规范，确立了票据行为的审慎原则。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票据管理实施办法》《支付结算办法》等监管制度构建起完整审慎框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推广则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票据业务全流程风险管控。
从历史演进看，审慎文化通过制度设计、技术创新与监管优化的协同作用，形成防范信用风险、操作风险与流动性风险的多层次防控体系，成为票据市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保障。其核心意义在于构建稳健运行的基石，价值体现于多重维度：首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市场整体稳定，其实现机制主要依托于严格的风险防控，即通过严谨的业务审查与流程控制，有效识别、缓释潜在票据风险。其次，审慎文化致力于规范业务操作，保障交易安全，其关键路径在于确保合规经营，要求业务活动严格遵循法律法规与监管政策要求。第三层意义聚焦于保护市场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平、透明的交易环境，从而巩固市场信任基础。最后，审慎文化具有树立行业实践标准、引导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意义，其核心作用在于推动机构秉持稳健发展理念，主动规避过度投机与规模盲目扩张，确保持续、有序的市场生态演进。
四、流转流通文化：票据的生命力
票据流转流通文化是票据区别于其他金融工具的重要特点，其根植于信用载体与制度创新的互动演进。周朝“质剂”“傅别”采用“两分法”合券验证，建立早期债权转让范式，但受限于借贷和土地交易。唐代“飞钱”通过“合券取款”机制，依托官府信用实现跨域汇兑，仍约束于本人兑付原则，未实现自由转让。“交子”“会子”确立“认票不认人”原则，实现票据与持有者的分离流通，背书制度雏形初现，流通范围从区域扩展至全国。明清时期，钱庄庄票“直等现金”，可自由流通转让，并衍生拆票贴现等融资功能；票号通过汇票实现异地汇兑，解决商旅携带现银的风险与不便，其密押制度和“汇差结算”构建全国汇兑网络。1929年出台的《中华民国票据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背书连续性和无因性，规范票据流转。改革开放票据被用于置换应收账款，将挂账信用转为票据信用，用于解决货款拖欠导致的经济循环受阻问题。二十世纪以来，票据的流通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特别是电子商业汇票的推广，大大提高了票据流通的效率和安全性。上海票据交易所的建立，则为票据流通提供了统一的平台和规范。
中国票据流通文化历经从“合券验证”到“认票不认人”、从区域性流转到全国性网络、从依赖实物防伪到制度化背书的演进。票据流转文化的核心意义在于通过信用载体的多级流转，重构金融资源配置范式。在价值创造层面，票据在支付结算上替代现金，提升资金周转效率；在功能进化上，从单一支付凭证升级为兼具融资与信用传导的复合工具；在信用传导上，依托背书机制实现企业信用纵向渗透；在市场活力上，以高流动性吸引资本集聚。其实现路径表现为：支付层消除实物货币流转成本，融资层通过贴现机制实现流动性转换与成本优化，信用层构建供应链信用多级传递生态，市场层以流动性溢价增强金融系统活力。现代票据流转以权利无因性、背书连续性和电子化流转为支柱，在保障交易安全的前提下，通过流通性创造实现价值裂变与帕累托改进。
五、创新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
中国票据市场的创新文化本质是信用基础与时代需求适配演化，其核心维度如下：一是信用工具迭代，从周朝“质剂”“傅别”的契约凭证，到唐朝“飞钱”的汇兑突破，宋朝“交子”实现首例信用证券化，至清朝庄票确立“直等现金”的强流通性，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和信用需求。二是交易制度跃迁，在机构创新方面，上海银行票据承兑所首创集体承兑机制，蚌埠贴现公所开启票据专营化先河；在模式创新方面，工商银行票据营业部推动分散经营向集约化转型，供应链票据实现产融深度耦合。三是科技范式重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推动了票据业务的电子化，新一代票据业务系统实现票据等分化。四是市场生态扩容，参与主体从钱庄/银行扩展至非银机构，产品体系衍生票据池、标准化票据等工具，风险监测框架与信息披露机制形成立体风控网络。五是法制基石完善，《中华民国票据法》首次确立票据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构建现代票据法律体系。
中国票据创新文化“以信用为根、以需求为引、以技术为翼、以风控为界”，旨在构建票据市场与经济发展需求的动态适配机制。在实践层面，产品创新聚焦市场多元化需求，精准对接实体经济发展需要；技术创新依托金融科技赋能，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提升票据业务效率与安全防护水平；服务创新围绕客户体验优化，重塑票据服务模式，提升服务响应速度与便捷性；制度创新则着眼于完善市场机制，通过规则优化、流程再造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创新文化通过产品、技术、服务与制度的协同创新，构建起票据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支撑体系，推动票据市场在动态演进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六、服务文化：经济的金融纽带
票据作为连接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桥梁，其服务文化强调以客户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切实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历经三阶段演进：古代票据以贸易需求为起点，周朝“质剂”等契约凭证解决跨地域信用问题，唐代“飞钱”实现异地汇兑，宋代“交子”开创纸币雏形，明清庄票则依托商业信用支持跨区域贸易，形成“支付结算—商业信用”的服务雏形。近代时期转向服务民族工商业，1933年上海票据交换所推动清算标准化，抗战时期根据地票据通过创新工具稳定战时经济，支持革命根据地经济，解决物资调配和军民资金需求，凸显应急金融服务功能。现代服务体系伴随改革开放深化，1979年恢复承兑贴现业务化解企业“三角债”问题，通过延期支付缓解企业债务链压力，2009年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实现线上化转型，2016年上海票据交易所成立后，通过基础设施完善、产品创新、风险防控和信用体系建设，重塑了票据市场的服务文化，秒贴、供应链票据、绿色票据等产品精准服务中小微企业与绿色经济等国家战略，形成“工具创新—技术赋能—生态升级”的服务范式。2025年4月，签发票据的中小微企业达10.8万家，签票金额2.8万亿元，票据市场服务中小微贴现企业12.2万家，贴现发生额达2.4万亿元，表明票据市场在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实体经济中已发挥关键作用，展现强劲活力。
票据服务文化的本质意义在于构建票据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共生演化机制，其以回归金融本源为价值基点，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优化产业资本配置践行服务实体经济使命，最终在促进经济增长与履行社会责任间实现共享价值创造。该文化的实践效能，微观层面，依托票据贴现的便捷性与低成本优势，显著改善中小企业融资可得性，破解企业融资困境。中观层面，通过背书流转实现企业信用多级穿透，促进上下游协同与商业信用循环。战略层面，定向支持绿色、制造业等领域，驱动产业创新升级与低碳范式转型。区域层面，结合地方产业禀赋设计差异化服务方案，激活区域经济内生动力。服务文化通过“需求识别—工具创新—政策协同”的动态反馈环，将票据市场转化为实体经济全周期、多层级需求的服务中枢。
七、以义取利文化：商业伦理的体现
票据文化中的以义取利，强调的是在追求合理利润的同时，注重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首先体现在信用为本的商业道德，晋商票号核心经营理念是“信用为票号业的生命线”，强调“宁可损己，也要利人”的原则；庄票信用卓著源于钱庄对自身信誉的珍视，庄票的流通依赖于钱庄的信用背书，体现了商业道德中的“义”。其次为社会责任与利国惠商，在支持实体经济层面，票据的汇兑、支付功能解决跨区域贸易的现金携带难题，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清代票号通过汇兑业务支持了国内贸易和官府财政需求；抗战时期重庆联合票据承兑所通过票据贴现业务为后方工商业提供资金支持，体现了“义利兼顾”的社会责任；中华苏维埃时期的收买谷子期票，以政府信用为担保，为解决战时粮食问题服务，彰显了“利民为先”的价值观。最后是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例如，上海银行票据承兑所采用“共同担保、损益分摊”的模式，所员银行按认缴基金比例分担风险，共享收益，体现了“以义制利”的合作精神。
以义取利文化作为票据市场的伦理基石，其意义体现为四重维度：通过构建“义利统一”的价值导向，树立商业道德标杆；在利益追求中嵌入社会责任，实现经济目标与社会价值的动态平衡；以道德约束与责任担当净化市场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通过伦理共识构建信用传导生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能。以义取利文化在规范市场行为维度，以诚信原则引导主体合规经营，降低交易欺诈风险；在利益协调维度，通过“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制度设计，平衡出票人、持票人等多方权益；在社会责任履行维度，依托票据为实体经济领域提供金融支持；在行业形象塑造维度，以道德实践提升市场公信力，增强投资者信心与社会认同。
八、结论：弘扬票据文化，促进市场发展
票据文化作为中国金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时代价值。信用文化奠定了票据存在的根基，审慎文化保障了市场的稳健运行，流转流通文化赋予了票据生命力，创新文化推动了市场发展进步，服务文化实现了金融与实体的连接，以义取利文化体现了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
在新时代背景下，弘扬和发展票据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在文化建设方面，通过培育健康的票据文化，为市场发展提供精神支撑。在历史传承方面，继承优秀传统，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在价值引领方面，以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市场行为。在国际交流方面，促进票据文化的国际交流与互鉴。
未来，随着票据市场的不断发展，票据文化也将继续丰富和完善，为构建现代化票据市场体系提供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通过加强票据文化建设，可以进一步提升市场参与者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推动票据市场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因此，需要在明确票据文化定位、构建票据文化体系、挖掘票据文化历史、丰富票据文化内涵、宣传票据文化品牌、推进票据文化国际交流、加强票据文化管理考核与提高票据文化研究水平等各方面积极努力做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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